外交记忆 | 我参与处理的一起涉外空难事件

 

作者简介    

康冀民 曾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一任中方首席代表(大使)，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秘书、南斯拉夫大使馆参赞、罗马尼亚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康斯坦察总领事、外交部港澳办副主任、文化部副司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8年8月，我国一架载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真理报》记者、苏联专家和我国工作人员的飞机遭遇雷击在空中爆炸，机上人员不幸全部遇难。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科长，主管涉及朝鲜、越南、蒙古国的事务，由于遇难者中有蒙古记者，所以参与处理了这一空难事件的全过程。

突闻噩耗

1958年8月某天的晚上7点，北京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在举办某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电影节首映式。这项活动是根据两国文化交流协议对等举办的。

电影刚开始放映不久，机关的一位同事找到我说：“有紧急事！”我立即随他到电影厅外。看到他非常紧张的样子，我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低声对我讲：“来我国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两名新闻记者乘坐的飞机失事了。”并通知我到中国民航总局参加紧急会议。我立即与我的领导鲁明乘车赶到民航总局。

一进民航总局会议室，有关单位已经到了十几个人，与会的人都沉默不语。我们刚入座，民航总局副局长沈图进入会议室。他向大家介绍情况：中国民航一架伊尔-14型飞机由北京飞往上海，飞到长江上空一带，突然遇到雷阵雨，到南京附近时被雷电击中在空中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机上乘客除了我国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外，还有在沈阳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到中国访问的两位新闻记者。最后他说：“明天早晨8点民航总局将派一架飞机去南京处理此事。请有关单位派人去南京辨认尸体，做善后处理工作，请准时到机场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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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我们回到机关已经是深夜，人们都已在睡梦之中。此时，要不要立即通告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呢？还是何时通告？我们考虑再三，最后认为，两名外宾遇难，这不但是国内飞机失事问题，还是涉外问题，必须马上告诉蒙方。于是鲁明和我又立即乘车直奔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的官邸。他住在什刹海西侧一座四合院内（后来是郭沫若的住宅）。

大使从睡梦中被叫醒，顾不得更衣，穿着睡衣在会客室接见了我们。一见面，他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把飞机失事，两位蒙古记者不幸遇难的事告诉了大使，并提出希望大使派一名外交官和我们第二天早上一起乘飞机到南京做好善后工作，大使立即答应了。从大使官邸回到家，已是凌晨。虽然很累，但我仍无困意，一边想着明天的事，一边收拾简单的行装。

精心处理

第二天早晨，做善后处理的人员都按时到达首都机场，一共十几个人。当天，北京天气晴朗，飞机按时起飞，我们乘坐的也是伊尔-14，那时主要是这种型号的飞机。大家可能都在想着到南京怎样处理空难事件，无心欣赏窗外的景色，一路上都很沉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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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飞南京需要3个多小时。飞行2个多小时后，飞机突然有些颠簸，我才注意到窗外乌云翻滚，雨点打在机窗上。接着看到窗外雷电闪闪，飞机颠簸得更厉害了。

此时，机上的人都有些紧张，小声地谈论：不会出什么事吧？还有多久到南京？可是，那时飞机上没有空中小姐，这架飞机只有驾驶员和报务员。于是，我坐不住了，走到驾驶舱问驾驶员：“还有多久才能到南京？能否避开雷雨区？”驾驶员说：“8月份长江上空一带的天气很不稳定，气候变化无常，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飞。”接着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马上就要到南京机场了。”

这时，我看到雨像泼水似的往飞机前窗打来，闪电吐着红舌在飞机上空“示威”，飞行员两眼紧紧注视着前方，极力控制住飞机一直向前飞，像牢牢地抓住欲脱缰的野马。我的心随着飞机的颠簸而颠簸，时间似乎变得特别漫长。最后飞机终于冲出雷雨区，安全降落在南京机场。这时大家都常常地吁了口气，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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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一落地，大家顾不得回味刚才的惊险，直奔停尸房。停尸房不在医院，而是在一座寺庙内。听南京处理此事的负责人讲：飞机一飞过长江，就遭遇雷击，在空中起火爆炸。飞机的残骸和遇难者的尸体散落在一大片稻田地里，附近百姓报告了政府，政府立即派出人员前往出事地点，从各处把遇难者和飞机残骸收拢到一起，然后把遇难者尸体运到一座空的寺庙。

当我们到达寺庙时，看到的是一具具一丝不挂的尸体平放在一块块门板上，有的尸体已变形，还不时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8月的南京是个大火炉，那时没有空调，当地的工作人员就找来几台电风扇，用它们朝着尸体猛吹来降温，以防尸体迅速腐烂。

来处理此事的各单位人员开始辨认尸体。蒙古的外交官很快就认出他们的记者。之后，就地举行了简单的追悼告别仪式。仪式结束后，各单位分别认领本单位遇难者的尸体，运往殡仪馆就地火化。

此时蒙古外交官向我提出，他们两名记者的尸体不能火化，而要按照他们的民族习俗将尸体运回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实行土葬。我立即请示上级后，同意尊重蒙方的意见。于是，当地政府马上派人去买棺材，并找专业医生给尸体注射了大量的防腐剂，用白布把尸体包裹好，装进两个褐黑色的棺木中，下午这两口棺木随专机运回北京。伊尔-14是小飞机，没有专门的行李舱，我们坐在飞机的前半部，飞机后面的椅子被拆下来放棺木，并用绳子把它们捆绑固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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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下午3点，当飞机即将起飞之际，气象台报告说：长江上空一带又有雷阵雨。为安全起见，我们推迟了起飞。但气象警报迟迟未解除，我们只好绕道飞行，从南京往西飞经合肥、郑州到北京。飞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时，夜幕已降临。

飞机停稳后，我看见已有许多人在停机坪等候。一下飞机就看见我们单位的领导和许多同志，还有蒙古大使及其他单位的人。他们在我们去南京期间做了许多工作，已在机场候机楼旁的露天地上布置好了追悼会场，在会场前方搭了一个架子，架子上方有一条黑白相间写着遇难者名字的横幅。两口棺木从飞机上运下来整齐地摆放在横幅前下方，两侧放着蒙古驻华使馆、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委、民航总局和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单位送的花圈。追悼会肃穆、简短，但在那种条件下已算很隆重了。

追悼会一结束，我们就到另一房间开会。有关领导事前已商议好，明天（即出事后第三天）派专机将棺木运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同时派有关官员护棺，亲自向蒙方和遇难者家属介绍有关空难情况和善后工作情况。中国派出的官员有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陆明谷、民航总局马处长和我，在这一天内有关单位已把我们三人的护照都办好了。

民航总局可能从经济角度考虑，让我们三人同两尸棺同乘一架专机到乌兰巴托。对此，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护送的人与尸棺同机抵达乌兰巴托不妥，这样的话我们根本来不及事先当面向蒙方和遇难者家属介绍情况，再说我们的专机到达，对方是先迎接我们，还是先接棺木迎尸呢？

这一意见迅速报告给上级领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知道后指出：“这样安排让活人和死人同机赴蒙，不妥。”于是，中国民航总局又派出一架专机，让我们护送的人乘专机先行，运棺木的专机隔30分钟再起飞，先后分别到达乌兰巴托机场。

护棺赴蒙

第二天要出国了，但我还没有出国穿的服装。那时，在国内都穿中山装，西装很贵，干部工资买不起，所以因公出国，国家都发制装费，用来买西装等衣物。当时北京只有一个综合百货公司，就是1955年建成的王府井北京百货大楼，出国制装买衣服都在那里。

会议一结束，我们单位的领导就让人陪我去买衣服，司机拉着我们直奔北京百货大楼。百货大楼晚上9点关门，我们到那里时早已关门了。可第二天上午我就要出国，等不到它开门我就要走了。我们只好敲开门，向值班经理讲明情况。值班经理一听有紧急出国任务，马上说：“好，好，好，跟我来。”我从挂着的西服中选了一套驼色的西装，一件浅天蓝色的衬衣，一条紫红色的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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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出事的第3天上午10点，我们离开北京。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飞机顺利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这天蒙古有关人员和遇难者家属早早就在机场等候。

一下飞机就看见身着蓝色蒙古袍的蒙古妇女，其中有一位还抱着一个2岁多的孩子，在这一群人中显得格外显眼，想必就是遇难记者的家属。我们下了飞机，同迎接我们的蒙古朋友一起到候机厅，在那里介绍了飞机遇雷雨遭不幸的经过以及在中国善后处理的情况。他们静静地听着，很悲痛，但没有人大声地哭泣。

半个多小时后，另一架专机到达。棺木卸下后，我们和死难者家属、蒙方有关单位的官员，以及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外交官一起迎灵，并护送到乌兰巴托大学内的一个大厅。

大厅已布置好了灵堂。首先由蒙古的法医开棺验尸，大家都静静地站着注视法医的一举一动，探着身子观看棺木内的情况。虽然时间很短，但好像过了很久。最后，法医宣布：“死者是遭雷击身亡，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雷击所烧的斑痕。”随后在这个大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我们代表中国政府向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真理报》遇难记者的妻子抱着孩子说：“感谢蒙古政府的亲切关怀，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朋友那么及时周全地处理这一意外的事件。当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我要让他继承父业，做新闻记者，继续报道，为蒙中友谊作出贡献！”

现在距该次空难的时间已过了许久，但我一想起当年这一空难，这位妇女的话就会清晰地回响在我耳边。这是多么大度、坚强的妻子和母亲。追悼会后，蒙古政府将两名遇难记者按烈士待遇，把遗体安放在革命公墓。公墓在乌兰巴托市郊，我们又乘车前往墓地，在哀乐声中安放、掩埋棺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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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当天晚上，乌兰巴托市政府举行了宴会，感谢中国政府，感谢我们三位护送人员。那几天，一件事接一件事，几乎没睡什么觉，也顾不上疲劳，此时才感觉到特别困乏。

到蒙古的第二天上午，蒙方安排蒙古《真理报》一位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乌兰巴托远郊参观大草原。在一望无际绿油油的大草原上，蓝天白云下，一群群牛羊和马儿闲散地在吃草。走进一排排白色圆形的蒙古包内，牧民们很热情地拿出他们自制的马奶茶、小羊羔肉、点心等招待我们。这次参观了解了蒙古牧民的生活，也深深体会到蒙古人民的豪爽热情。

这次突发事件，蒙方对中国政府周到的善后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和感谢，他们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对蒙古人民的真诚友谊。”在处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我虽然在第一线，但也深深体会到我有关部门领导对外事工作的重视，是大家的共同配合和努力，才使得这一起空难事件中遇难外宾的善后处理工作圆满完成。

-End-

文字 | 《百年潮》2010年第02期 

作者 | 康冀民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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